个篱的博客: 埃蒙贝塔 » 数字新娘

《数字新娘》之三：喧哗与躁动

个篱 — Thu, 18 Jun 2009 09:23:40 +0000

让我回想一下，上一篇日志文章是什么时候写的，哦，已经是一个月以前的事了；再让我想想，曾经那些叱咤网际的博客们的现在，哦，好多都已经沉寂了，并且早就陷入了低迷期，大多已经停止更新，只是偶尔跑出来写写近况。难得的是博客的新鲜周期已经是鲜有地被一些爱好者延长了，现在是Twitter的世界，它只允许我发表只言片语。

原来浮躁的信息社会为我画了一张诱人的饼，我想吃掉它就得接受了它那些我可能永远也无法看清的潜规则。一步步，深陷其中，不可自拔。我开始意识到为了这张虚拟的饼，我放弃了信息社会以外太多的生活。我深感烦恼。

这世界到处充斥着喧哗与躁动，它们误导着我，引诱着我，指引着我，最终把我拉向歧途。我开始安于现状。

我只想获取更多那一条条生命周期越来越短的新闻，只想订阅更多良莠不齐却还在不断增加的信息种子，只想跑马观花地欣赏这世界。

于是我养成了狂妄自大的陋习，自以为是的矫情。我开始孤傲地拒绝某些信息，不给他们任何向我传播的机会。我只会用键盘敲字，离开了键盘我将变得无所事是。但奇怪的是我正喜欢这样病态的“成就感”，它让我找到自我，找到生存的“意义”。我可以向周围的人群津津乐道，布施我的生存哲学。还想怎样？

记得上大学二年级时，我在学校图书馆看到一张巨幅落地油画，画上没有任何文字方面的信息，但我希望知道这幅画的作者和关于这幅画的一切故事。是的，我想知道一切，这便是信息检索时代给予我的“权力”，只要我愿意我便可以免费获取“全部”。我终究没有找到任何关于这幅画的信息，因为搜索引擎教会了我不要轻易请教于人，那会是没有主见的表现。直到后来，一次去青城山旅游时，在山上看到一个简陋的画展，虽然展出的东西都是对原作摄影的照片，但这些画的作者却是中国近代绘画史上的巨擘，我驻足了。我看到了那张熟悉的画，正是图书馆那张：徐悲鸿的《田横五百士》。而关于这幅画的故事正躺在家里书柜最底层那本《史记》的某页。很讽刺吧，一个下雨的早晨，刚从寺庙里起床，伴随着粗犷的晨钟，在一张旧照片里看到了这幅画的作者坐在青城山上的照片。

如果还是寄希望于互联网，等Google的图片识别技术足够成熟，那还得等到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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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新娘》之二：报纸的迷失

个篱 — Sat, 16 May 2009 04:15:44 +0000

去年年初看过的一本大部头著作《美国新闻史》给了我非常多的启发，它表面上看起来像是美国历史上各大报纸的发展史，在我看来却更像从约瑟夫·普利策到霍勒斯·格里利这类伟大报业人的抗争史。在那样一个要么生要么亡的历史背景下，这种人类的最庄严的媒体形式在不同的报人手里展开了殊死博斗。

从古登堡发明西方活字排版印刷技术后的第一份报纸至今，按照业界普遍被接受的看法，世界上第一份报纸，荷兰的安特卫普的《新闻报》（Nieuwe Tijdinghen 1609年）和德国的《通告报》（Relationoder Zeitung 1609年），至今也刚好400年历史。在这400年里报纸不旦应付了源于自己的挑战，而且还通过与广播电视的共存而占据了世界主流媒体的位置。只是我们很容易发现在这400年历史里，报纸的竞争者大凡都是另一种媒体形式的出现与变革，报纸自身并没有经历太大的变化。

报纸还是那份铅字印刷，分为无数版的纸质读物。而报业的操纵者们也安然于这样的风平浪静，报纸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局面。以不变应万变，一种媒体历尽千辛找到了自己中生存技能与方式，再也难得去寻求另一种进步了。这是媒体发展的瓶颈，也是媒体变革的契机。

可是，当数字媒介出现的时候，不是简单的像电视广播那样以另一种数字媒体的形式来挑战报纸，而是报纸本身面临时灭亡。在广播、电视和报纸面前，人们很难就三者作出唯一的选择，毕竟三种媒体各持其能，各尽所需。人们喜欢广播的方便、电视的娱乐、报纸的严肃。

但是当报纸上所有内容都可以另一种载体来存在时，报纸唯一值得骄傲的是它给受众留下的那份纸质阅读的感觉而已，然而感觉是很容易消失的，就当这种纸质情结慢慢变淡时，报纸也便失去了它存在的资本。因为它的替代者不旦可以表现报纸的所有内容，还可以做得更好。

也许你会说电子报纸或者其它电子阅读方式仅仅是变革了报纸的载体而已，那么报纸仅仅是改变了它的内容依附工具，而报纸本身及其特质并没有改变。当然这也许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概念游戏，但事实上“报纸”一词正是来自于“纸”这种依附载体的。当某种传统的力量正受着强大的威胁时，我们又何必还囿于旧势力而难以自拔呢？

从广播电视这类媒体兴起时，关于报纸存亡与变革的论战就从未停止过。报纸也在一阵阵的枪林弹雨中存活下来并得到它应有的话语权和社会地位。即使在一个RSS阅读浪潮高涨的互联网时代，网络媒体也没有从报纸媒体那里占到丝毫上风。报纸从新闻采编到最终发行这一复杂过程决定了它至始至终都应该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媒体形式。

不仅是报纸自身迷失在了一个百花齐放的数字时代，就连报纸的经营者们也在这样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媒体环境中举手无措。他们一方面迷恋于以往那种从记者到编辑到印刷工人再到报童的流水线作业，对新的操作方式与规则显示有点难以适应了，他们不得不面对更多技术变革层面上的问题；另一方面他们在参与到数字浪潮中时而对强大的互联网军团又显示底气不足，他们甚至很难相信存在于互联网上那些看不见又势单力薄的个人博客居然也想来分自己一杯羹。

现在看来已经显得传统的门户新闻网站和论坛、越来越主流的个人博客、新兴但后劲十足的微博客这类媒体形式目前虽然在内容质量上还难以抗衡报纸，但Amazon Kindle、Huffington Post这类事物是时候让报纸静下心来想想自己将站在哪边或者开拓一条新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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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新娘》之一：复制再毁灭

个篱 — Mon, 11 May 2009 13:14:00 +0000

当整个世界都在感叹复制给整个文明进程带来的助推作用时，我们却在被“复制”慢慢毁灭。而“信息复制”到了今天却变得越加复杂模糊起来。信息复制对整个文明进程的影响需要建立在对其复制的定量和定性分析之上：当信息的原始拥有者复制信息的速度远缓于民间的信息复制速度时，一种被称为“盗版”的非法信息复制使得整个信息传播过程变得五花八门起来；或者说当信息原始拥有者对待信息的敏感程度远远低于其它介入力量的敏感程度时，信息传播的陷阱也开始被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挖掘开了。

在约翰·冈茨和杰克·罗切斯特合著的《数字时代盗版无罪？》一书中就提到过这样一个故事：

“公元557年，一位爱尔兰僧侣来到邻近的修道院，在未经许可下，抄录修道院院长收藏的一本叫《赞美诗集》的书；虽然这项工作花去了这位僧侣非常多的时间，但当修道院院长发现自己的藏品被这个僧侣复制了一份时，在索回被拒后便将这个僧侣告到了国王面前。”

这个叫做哥伦巴（Columba）的僧侣便成了中世纪典型的盗版者。讽刺的是那时的盗版建立在一大串不对称的问题之上：资源的稀缺性、复制工作的艰难和对知识的渴求。即使在一个复制成本如此之高的时代，当时的人们为信息的传播和传承所作出的牺牲也是我们当代人无法理解的地方，很多人也更难理解一个困扰着知识生产这么多年的盗版问题居然是由神学的介入而开始的。

直到公元15世纪，古登堡将早在哥伦巴去“盗版”修道院经书时就已经出现在东方文明的印刷术真正带到了西方世界，让整个西方文明脱离了中世纪时那种修道院控制书籍的格局。古登堡从当地一个商人那里借来一笔高债办起了印刷厂标志着西方文明的信息复制真正进入了量产。最终人们第一次发现原来印刷术可以大大地减小信息复制的成本，也就是说文明可以较之于从前以更短的周期变革前进了。

然而直到今天，每段信息转而可以用字节来衡量时，信息的复制成本空前降低。一直到Web2.0时代，我们每一个人得了可以几乎零成本地传播自己所掌握的信息资源的机会。但是问题就真出现在这样一个低成本的信息复制上，此时信息传播的途径和线路被彻底改变了，不再是以前那样相对秩序井然，而是处于一种非组织化的混乱之中。我们开始依赖那些来自同一源却被穿上不同衣服的信息，虽然他们是重复的，是无意义的，但我们乐此不疲。

我们开始越来越少的接触纸质书籍，而是把自己最集中的眼球贡献给了数个甚至数万个像素点组织成的文字图形上。我们开始抱怨那些枯燥的纸张所带来的不便与麻烦，并开始大势赞扬数字时代所带来的成本节约与时间控制。我们放弃了信息传播原有的模式，选择了一种更“经济”、更“高效”的传播途径。

然后这样的决择究竟是文明地进步还是倒退呢？数字时代的媒体就像新娘一般，充满着未知也充满着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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